慷慨有任气，兴文自成篇

        慷慨，是指情绪激昂、胸襟开阔、感叹、豪爽、刚直等；任气则是带有洒脱、不拘束的意思。为此，慷慨任气的语言风格，大多都是豪爽洒脱的。

        建安诗歌是魏晋诗歌发展史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篇。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的三曹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合称的建安七子为代表，他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便是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也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曹植《白马篇》

        曹植和那时代的士人将军一样，渴望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再加上以其父曹操雄才大略、征战沙场为楷模，曹植的诗歌大多都流露出慷慨任气的语言风格。

《白马篇》是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前期的代表作品，展现出曹植当时情绪之激昂，胸襟之开阔。此诗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诗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段诗句写得激昂澎湃，豪爽洒脱，不但赞扬游侠儿弃身报国，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也是借诗抒怀，以塑造游侠儿的英雄形象，折射自身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这首诗由衷写出对将士报国的赞羡，也表达了身为文人无能上战场献身的感叹。

王粲《从军诗》

    王粲早年怀才不遇，直到归附曹操后才大放异彩，倍受赏识和重用，并同曹丕、曹植建立深厚感情。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但这首诗却是以明快乐观的笔调，热情歌颂了曹操为统一中国而西征的胜利，描述了曹魏治下政事清明、社会安定的盛景，抒发了自己被知人善任的曹操重用后，奋发向上的襟怀。

        然而诗人并没有立即从正面抒写自己的豪情壮志及令人神往的战斗生活，而是笔锋一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沿途的景物及心中的悲哀惆怅。诗人把暮色中的行军、夕阳下的桑梓及蟋蟀、孤鸟等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再配合离开家乡的孤寂和生离死别的惆怅。这样的景物描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与景妙合无间，浑融一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接着，诗人笔锋又转，写道：“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在国事与家事，事业与私情的天平上，诗人作了理智的抉择，一个高大的志士的形象也随之凸现在读者面前。诗句喷泻出慷慨激昂的情怀，先前悲伤、低沉的情绪荡然无存。作品先通过景物描写，创造出一个典型的艺术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诗人孤寂、凄凉、悲愁的心境，使诗歌的情绪跌入低谷。接着急转直上，又把情绪推向高潮：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可以说，这种落差越大，就越能突出诗人慷慨豪迈的情怀，也就越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